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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一些人类学者将巫术从宗教中剥离出来

那些生命体。此外,各种巫术中存在的形象在希腊、罗马也被创造出来,并且直到今天,它们仍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被不断地制造着。在苏格兰高地,流传着一种叫作“黏土人”(claybody)的人像雕塑,它的制作者本意可能就是想要用巫术来折磨或杀死被塑对象。[13]人们用针或钉子来刺它,为的就是让被诅咒的对象感到疼痛。最后,这个泥人会被扔进河流中,那是人们想让它像废水一样被冲掉的愿望。鱼、海龟以及儒艮(dugong,一种海生哺乳动物)的塑像是托雷斯海峡(torresstraits)的岛民青睐有加的幸运符,每当他们出海捕鱼,都不会忘记带上这些“吉祥物”,因为它们可以引诱真正的海中动物主动上钩;对于那些喜欢猎捕儒艮的渔民来说,他们会非常精心地装饰其“诱饵”——让死儒艮惟妙惟肖地在水中游起来,以此诱使其他同类靠近,并被生擒活捉。[14]因此,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很可能也是使用在石头上画出动物图案的方法来达到类似的目的。

第3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6)

布须曼人的岩画在许多地方非常贴近奥里尼雅克期的作品,甚至还保留了一些古欧洲艺术家们独有的风格特点。尽管如此,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确定,这些石器艺术被赋予了某种神学意义。但当大部分土著居民在被问及与此有关的情况时,却都选择了避口不谈,就像大多数从事迷信活动的人惯常的做法一样,将此视为“天机不可泄漏”。在苏格兰,保存着许多古老的遗迹,人们相信,如果上天将欲昭示于人,必将打破一道符咒。凡事要想取得成功,保密是绝对必要的;如此既能保存实力又能防止符咒被提前打破。土著居民误导研究学者的事情在过去屡有发生——只因那些家伙强烈的好奇心,令当地人不敢相信,而其结果往往也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沽名钓誉,不惜选择背信离义,出卖誓言。

在第四纪冰川期的马格德林文明阶段,曾经出现过一段伟大的艺术复兴时期。在这一阶段的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极地与副极地动物,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展现出来,这其中蕴涵了艺术家们细腻的艺术触感和对这些动物真挚的友爱情怀,透视出当时人与自然界动物之间的亲密和谐的关系,而其对动物的观察技巧也已相当熟练。这些艺术作品上的装饰设计显示出超凡的艺术想象力。毫不夸张地说,马格德林时期的工匠们触摸过的每一件作品都是精妙瑰丽的艺苑奇葩。比如,他们用各种野生动物的骨骼、触角或者象牙雕刻而成的各式武器的柄手,其工艺之精湛,足以堪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正如m.piette所说,“很明显,正是首先出于模仿的本能,才造就了装饰艺术的蓬勃发展。”[1]

同奥里尼雅克文明阶段的人类文化一样,马德格林时期的艺术作品也都表现出很强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特征。“每一件武器背后都有它的魔鬼”,这是盖尔人的一个古老信条。在印度古代两大梵语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ábhárata)和《罗摩衍那》(rámáyana)中,都有关于天上的神兵利刃的守护神现身于人间英雄面前的传说,他们告诉这些英雄,自己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礼物,他们愿意听从这些英雄的指令,帮助人类降服妖孽、铲除恶魔。我们发现在马格德林时期的匕首把柄上,雕刻着长着突出象牙的猛犸或奔跑的麋鹿,据此可以推断,它们的主人相信这些动物是力量、尊贵和敏捷的象征。而出土的马格德林时期的石器“咆哮的公牛”(bullroarer)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事实。在澳大利亚,这一器物最初被用来在祭祀仪式上召唤神灵,后来在其他地区又被用来“祈风”,即用它来呼唤风神的注意。在埃及,每当寺院中叉铃(sistrum,一种手摇乐器,古埃及祭祀司繁殖女神伊希斯(isis)时使用)的叮当声响起,那便是在进行类似的召神仪式。

而早在莫斯特时期或旧石器时代的中期,以及奥里尼雅克文化晚期,就已经出现的葬礼仪式,则毫无疑问地表明当时已经存在宗教信仰。有时,在死者的山洞墓室中也会立起石碑,但随后即归为荒芜之地了;有时,他们也会造出一些洞穴,作为家族或部落的墓葬群。有些骨骸看起来在埋葬之前已被脱去皮肉,之后再将赭石和骨灰撒于其上。还有一些专门建造的石墓被用来存放死尸。

尸首通常被置放在墓室的右边,双腿蜷缩,头部枕于右臂之上,左臂伸展开来。但是,偶尔也有双臂交叉的情况。很显然,这些姿势表明他们是在睡觉,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的人们一定相信这些死者还将醒来,因为他们生前使用的武器、工具以及被烹制好的食物也一并被放在墓室中。此外,死者的尸身上还被佩戴一些饰物,显然它们都是护身符。这一事实明显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死者同样需要保护,或许是要戒备魔鬼的侵袭吧。玉黍螺(periwinkle,一种长春花属植物)编织的花环被放在死者的头上,毫无疑问,这也是给活人戴的。这些习惯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在距今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带有魔幻色彩的信仰已经在人类中发展起来并相当流行。古代民族佩戴的护身符可能出于几种不同的原因——祈求好运、祛病除灾、身体康泰、祈祷力量与勇气、盼望得到他们垂青的对象等等。正因如此,在并非作为“一种象征永远美好与欢乐的事物”的情况下,玉黍螺就已经深受旧石器时代欧洲民族的青睐。只有在近代,当这种古老传统的色彩淡化以后,人们才单纯是出于饰物本身的质地和价值方面的原因,来选择这种植物作为饰品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就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仅仅在装饰物的佩戴上,他们就已经兼顾到美观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统一。考古学家分析,给遇难勇士头戴玉黍螺符的意义,正如切罗基族(cherokee,北美易洛魁人的一支)妇女通常用蟹钳擦拭宝宝小手的象征意义,祈愿他们身后依旧能够强壮勇猛。[16]看起来,当时的人们相信给死者的头上摆放玉黍螺将会使他们难以收到伤害,并能迅速地躲避敌人的攻击,就如同灵巧的海蜗牛的头一样。无独有偶,爱尔兰英雄库楚林(cuchullin)就在他的头发上戴满了珍珠,其寓意不言自明——珍珠虽然脆弱,但在牡蛎壳的保护下就有如穿上了钢盔铁甲,所以穿戴上它们即代表自我保护的意味。根据这些习惯,我们不难看出,人类祖先之所以信奉巫术符咒,完全是从生活习惯中总结出来的理性经验。

第36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7)

旧石器时代的猎手们通常还习惯佩戴鹿牙串起的项链,所以,葬礼时它们也会作为护身符被挂在死者的脖子上。这些鹿牙项链象征着步伐快捷以及耐力持久。与此类似,非洲的土著经常会选择豹子的脚爪作为项链,这是因为人们希望,它们能够带给人类这些可怕动物的剽悍与智慧。此外,人们还相信,在脚踝上戴上龟腿镯之上,走起路来便会不知疲惫。在某些南美洲的部落中,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人们会随身携带上野猪的獠牙,以此来保佑自己犀利威猛、勇不可挡。

一些人类学者将巫术从宗教中剥离出来,并提出前者是一个阐释为何要敬奉神的过程,而后者则为一个通过吁求确保人类服从神旨的过程。另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巫术是将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宗教崇拜和与之相对的邪恶力量的一种完美结合。在大多数原始民族中,都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获取超自然力量的方式,即正确的和错误的。遍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事例,比如浮士德(faust,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同魔鬼之间的肮脏交易,但这些向来被虔诚的人们所不齿,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自己恪守信念,在死后必将修成正果。

当然,笃信巫术的原始民族不可能对此做出十分精辟的论断,更不可能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生命哲学的高度。他们只是对那无所不在但又不见其形的永无止尽的自然能量做出了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尽管他们竭尽所能地试图探寻到这些能量的源头。这种能量在许多方面以不同形式展现在人类面前。有时它专指力量或耐性,有时化身为智慧与机辩,有时又突显在愈合力方面,乃至非凡的繁殖能力。这种无形的力量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的状态也有所不同。

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中,人类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和需求,所以,也就必须不断提高在利用这种超乎人力所及范畴的能力。因此,人类便通过捕食强悍动物来增强自身的强悍,通过食用狡诈动物来增强自己的心智,因为人类相信,生命力存在于血液中,饮食鲜血将会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人类同样也重视动物的价值,比如,除了肉和血液,它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被充分利用。人们将鹰的羽毛摘下戴在自己的头上,相信它们能够带给自己鹰一样的敏捷与犀利。人类自身的服饰、足迹、唾液、头发以及指甲,一旦被施加巫术,便被注入新的能量,它们也便与人的受伤与否或者成败得失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受伤的脚印,一截被施以符咒的剪掉的指甲,一摊混杂了沾上“魔鬼法力”物的口水,就能够预知一个人的旦夕祸福,事情进展的顺利与否。当然,还有其他的获取这种超能力的方法。比如,通过一些仪式或者念诵咒语就能将人引入某种途径。因此,这种信仰也便慢慢滋生——人们相信,无论是神还是动物,都可以被人类的意志力进行催眠。如果要捕捉一头麋鹿,猎手事前会演示一遍他所希望看到的结果——麋鹿奔跑着,然后如他所愿般跌倒;渔夫也会扮起被捕获的鱼儿在网中扭曲挣扎的动作,或者游向诱饵上钩的样子;水手们出海时会习惯性地吹起口哨,那是希望海风的到来,而一旦停止吹哨,则是风势已经足够强烈了。此外,在某些季节里,还有着类似的祈雨仪式。

看起来,在人类早期似乎存在着两种巫术——一种能带来好运,另一种则是厄运。通过在仪式上施以法术来影响能带来好运的源头,那些古老民族将自己的幸福全部寄托于此。所以,泉眼便成为幸运的象征,所有带着愿望去参观的人,都会留下一件东西,以确保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满足欲望的动力;还有一些树木被当作好运的源头,而另一些树木则是厄运之源。因此,人们通常会采用扔石子的方法来表示避免遭遇厄运,比如,朝一座墓冢或曾经发生过灾难的地点扔石子,或者当提到一个不祥的名字或路遇一种不吉利的动物时吐唾沫。

第37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8)

“宗教信仰影响着我们的始终,也勾勒出我们的未来。”“它带有说辩的性质,是在人类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智力阶段,意识到这个世界实际是受到智慧控制的——那便有了神学。”凡此种种,这类假说在今天有着不小的舞台。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把它们放到现实中应用的时候,都必须受到这样那样的条件限制。即使在巴比伦和埃及那样的文明地区,最高端的宗教理念通常也是与最原始的巫术信仰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神被认为是掌握和控制着这些“力量”,但是他们自己似乎也深受其影响。在巴比伦,能够登临万神殿之顶的主神,掌握着这世界的“命运石板”(tabletsoffate);他引导“力量”进入特定通道,但其他年龄更老的神则通常能够创造出它们。比如,米罗达(merodach)是众神之王,但是,他也必须同他的父亲“伟大的巫术师”依亚(ea)配合才行。埃亚能够用火和水创造出力量。此外,在古代信仰中,我们还能找到“月亮是力量的最高源头”的说法,后来,它又被赋予诸如阴阳同体的双性神南纳(nannar,巴比伦神话中的月神,在阿卡德语中被称为“辛”神)的神话色彩。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月亮却从未被具体化过,它永远都只是一种巫术中的坩埚,神圣却又简单。

今天,我们可以把巫术与宗教分离开来,但是远古时代的人类不可能这样,在他们的信仰中,二者没有区别。他们将祖先的各种信仰和思想全部沿袭和继承下来。宗教所包含的各项内容在原始民族群落中都能够发现,其中巫术占据着十分显著的位置,因此,巫术中的各项要素也都能从宗教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寻到线索。看起来,这种观念上的混淆在旧石器时代似乎也存在。在我们今天看来,原始人类的思想既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也缺乏整体上的同一性。可以说,当时的人们对各种并存的甚至是矛盾的信仰一律采纳和接受。他们简直堪称最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即使是在接受了那些原本是用来代替陈旧观念的新思想之后,仍旧会继续坚持原有的信仰。

当人类面临危急关头时,宗教思想似乎便开始萌发了。在每个原始部落中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时期,即人们不得不承认,巫术也帮不了他们:受到符咒保护的房屋照样在劫难逃;佩戴护身符的勇士一样在战场上倒下;即使在所有祈求食物的仪式上祷告一遍,一个家族或一个部落还是要面对饥荒的威胁。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不得不怀揣着信仰和勇气去面对灾难和未知的明天。正如马雷特先生(r.r.marett)所说,“宗教就是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心态。正是得益于它的精神才使得人们的心理获得安慰……这种在所有现存宗教中都含有的精神通常是与一定的坦诚和谦逊并存的。”[17]

这种宗教情感成为人类对于超自然意志认识的必要条件,它给人类原本脆弱的心灵带来一种对于超凡能力的模糊概念,这种想法在人类的思维中是很自然地萌生出来,它是对人类思想与情感要求的一种回应。天上的众神,或者是众神中的主神,与人类社会的构成和秩序完全一样,但却不受自然力的控制。随着这一思想的发展,人们逐渐相信好运是来自于天神,他们是人类的朋友,而厄运则来自于魔鬼,他们是人类的敌人。因此,人类有必要去赢得天神的帮助,而确保自己不受到魔鬼的侵袭。

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并未意识到,巫术只是一种渴望超越被自然力控制的意识。归根结底,这种信仰是源自于“整个世界都要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社会现实。可能有些人在偶而使用这些方法获得成功后便迷信它们是亘古不变的天律,但是当他们在为这些巫术为何不能总是奏效而深感困惑时,却不曾醒悟,原因其实很简单,只因他们忽略了自然规律。他们对自然力的认识是建立在那个时代的科学基础上。他们在实践中会竭力利用这些认识,就如同他们的后人利用尼亚加拉瀑布发电一样——从一种已被认识的能源中汲取能量,就像无线电通讯设备是利用从电流中获取的振动波一样。在试图解开这些自然之谜时,他们往往是无功而返,但他们通常会将这些“障眼法”运用得十分巧妙,比如,对于那些祷天祈雨的仪式,是轻易不会使用的,除非在久旱不雨,万般无奈的情势之下,才会将其昭然示众。一般说来,老谋深算的巫术师们很少去做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尝试。他们总会获得成功,不管用何种方法,只要能满足他们影响普通民众的目的即可。可以说,原始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中。人们头脑中的许多思想是不牢固的;几乎没有人不生活在那种紧张到近乎疯狂的社会秩序中。而巫术师们正是通过不断调整这种不稳定的信仰来达到种种人力难以企及的效果。对他们来说,通过催眠的办法来控制那些受伤或生病的人与其配合并非什么难事。在今天,许多原始部落中的野人都被发现出现过类似歇斯底里的症状,当然,这完全是巫术师们的“杰作”。一个有勇气单独面对一头狮子或一挺马克西姆重机枪(maximgun,一种老式机枪)的野人,当他一看到在一个旨在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