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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满眼皆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

z)通过对克罗马尼翁人曾经聚居的当代西欧的众多地区进行调查后发现,即使是较之更早的莫斯特时代的穴居民族也仍然依稀保留着几许与众不同之处。[4]长久以来,大部分苏格兰人的身高和体重一直令人类学家们感到困惑,或许是因为这是一支混杂着强烈旧石器时代特点的新石器时代民族,而在序言中提到的从格拉斯哥的墓地中获得的考古学证据则显然与此密切相关。

在旧石器时代文化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中间漫长的过渡期的法国马斯?阿兹尔(masdazil)地区,也已经发现了令世人瞩目的证据。这一阶段的文化被称作中石器时代(azilian),它前后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在苏格兰发现的所谓的这些“中石器时代器物”却与此前在该地区发现的文明之间存在一段相当长的间隔期。克罗马尼翁人和马格德林人的行踪贯穿整个第四纪冰川期。后来随着地球气候的小幅震动,他们为了捕捉驯鹿及其他动物也随之北迁。然后,似乎也有一些游猎民族中的一部分人选择留了下来,并改换了新的生活方式。随着多敦河流域的克罗马尼翁人开始掌握驯养动物的技术,他们无疑发现自己选择的留守家园所面对的生存压力要比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小得多——主要是马格德林文化中的小部分民族,包括狩猎民族和渔业民族等。

再后来随着第四纪冰川期部分陆地的重新上升,马格德林人中的“巡游者”们得以能够将他们的足迹踏上英吉利海峡的河床地带。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驯鹿也来到了不列颠诸岛,并且到(第四纪冰川期)中期时已经在苏格兰岛上繁衍生息。在本威维斯山(benwyvis)山坡采集到的一个雕刻着捕猎场景的鹿角古器,就指引着作者在此后不久果真发现了那片狩猎场。这个鹿角在丁沃尔(dingwall)一家酒店的展厅里陈列了多年,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后来失踪了。根据判断,这应该是较晚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在欧洲北部高地的遗留下来的历史见证。其上雕刻的图案看起来带有马格德林人的特征。

第42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3)

詹姆斯?盖基教授(jamesgeikie)表示,在第四纪冰川期之后,随着地壳运动的变迁,很多生物又开始在苏格兰繁育起来。这一时期,大片土地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此前历史的陈迹都被深埋在泥煤草炭和地衣苔藓下的地层中。盖基教授还专门赋予它一个称谓,叫作“下层森林”(lowerforestian)。此后,随着又一个冷冬期的到来,冰川层再次从山地向下扩展,甚至有些地方的冰层直至延伸到海边,触到海水后才会融化。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这片森林自然也不可能幸免,郁郁葱葱的参天巨树最终全都“零落成泥碾作尘”,进而化为泥煤,见证着此后到来的每一个越来越冷的寒冬,以及每一个越来越短暂、越来越潮湿的夏季。与此同时,这片大陆也开始下沉,周围的海平面又上升了4至0英尺。接着,是另一个间冰期的到来,在此期间,森林再度繁茂起来。这在盖基教授的理论中,称之为“上层森林”(upperforestian)时代。如此往复,周而复始,直至地球上最近一次冰川期的到来,伴随着冰川面积的逐步缩小和地区化,陆地在几次冰河时代中的起落沉浮,后来的泥煤地床也层层覆盖在前一时代沉陷的森林之上。至此,当大陆再次“拔地而起”、全球气候逐渐转暖之时,我们今天这一时代也便宣告到来了。

此外,在苏格兰亦发现有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痕迹。[5]在可以俯瞰整个奥班(oban)地区的麦克阿瑟山洞(macarthurcave),在当时海平面高于今天30英尺的情况下仍住有居民,他们是高原上的穴居人,是最早来到这里的探访者,他们是狩猎民族和渔业民族,遗留下许多骨器和兽角器物,其中包括中石器时代的捕鲸叉,众所周知,它们是第四纪冰川期法国南部地区的马格德林人最先发明的。而在苏格兰中部的斯特灵(stirling),同样的捕鲸叉也曾在一段时间内用于捕捉到近海喷水的鲸鱼。在后来对布莱克岛(blackisle)的罗斯玛基(rosemarkie)的洞穴居民进行的一次考古挖掘中,也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骨器和其他器具,以及一些人类遗迹,其中包括一个巨大的火炉——它由圆石底座堆砌而成,中间留有笔直的烟道,侧壁的石块都已被熏黑——就是这样一座庞然大物被置于一片空地之上。这个山洞大约位于今天的陆地上海拔15英尺的高度。

将这些岩洞与其他主要居住在旧时海岸线山脊的早期人类联系起来的是贝陵(shell-heaps)。它们被发现在北及凯思内斯郡(caithness)的苏格兰广大地区。[6]那些早期的“河床”民族,与著名的丹麦人的“贝冢”(kitchenmiddens)一样,都被认为是从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混血儿。当新石器时代最初的地中海民族中的先驱者登上这片岛屿,他们遇到了盖尔人民间传说中提到的穴居民族,并与他们进行了融合。[7]

“很有可能,”詹姆斯?盖基教授这样说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从比利牛斯山(pyrenean)地区消失之前,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南部欧洲出现,这两类人种很可能在这一地区有过接触。”今天,大部分考古学家已经放弃了原来的裂缝理论(hiatustheory)。罗伯特?芒罗(robertmunro)博士指出,他在对欧洲地区最近的相关证据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表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在延续性上并不存在中间的断档,”并且他也接受基思(keith)博士的观点,“在今天的不列颠民族中,就像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一样,仍然十分普遍地保留着旧石器时代民族的血统。”[8]基思博士在英格兰的很多地区都发现留有大量旧石器时代“河床”民族的典型特征。

在欧洲的很多地方,都留下新石器时代的民族与旧石器时代民族的残余者接触过的痕迹,其中尤以分布甚广的地中海民族(或者称作棕色民族)为突出代表。他们中等身高,长脑袋,又高又窄的额头,优雅的面庞,黑黑的眼睛和头发,苗条的身材。他们浅黑的肤色表明具有这种特点的地区应该在北非海岸。有些人类学者倾向于这种观点,即这一血统民族的发源地应该在东非的索马里兰(somaliland)——非洲文明的摇篮,那里就如同阿拉伯半岛一样,永远孕育和承载着超常负荷的大量人口。在埃及,他们在人类历史揭开近代文明之前的更早时候就已经采用了农业生活模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时常会出现周期性的移民潮,当然这一民族也不例外,大量的移民向西向东涌出,一路沿着海岸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穿过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进入到欧洲腹地。同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们遍及到欧洲的南部、中部和西部,以及不列颠群岛。很有可能,他们在穿越了苏格兰之后,又来到爱尔兰。他们的墓葬习惯表明,他们的宗教信仰伴随着这种“民族性的大迁徙”也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发展历程。欧洲和非洲的新石器时代墓穴有着十分相似的建筑轮廓,而其中所葬的大多数髅骨也都呈现出人种类型上的极其相似。“实在是太惊人了,”艾略特?史密斯教授(elliotsmith)对此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不列颠诸岛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民族与地中海民族之间存在十分相像的亲族特征,而就人种整体上的身型而言,他们无论是与古代还是近现代的埃及和东部非洲民族相比,也都极为相似。从对远古时代不列颠早期人种骨骼的描述中,我们也能发现其与索马里兰的居民几乎在所有实质内容上都保持一致。”[9]

第43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4)

那种对于他们向旧石器时代欧洲的狩猎民族和渔民发动种族灭绝战争,从而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假想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的游牧及田园式的生活方式能够确保他们过更大规模的群体生活,所以,在这样一个更小的区域中显然要比那些必须依赖不断向野外扩展生存空间的旧石器时代狩猎民族更容易获得繁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从未超越过客罗马尼翁人时代的多敦河流域的民族。很有可能,在西欧地区和不列颠诸岛,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民族融合在一起。罗伯特?芒罗博士提出,后者在当时就已经沦为农业民族的附庸和苦劳力。

克里特的蛇女神

约翰?邓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附属会员)绘

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众多民族一样,新石器时代的民族也是对女神的崇拜者。他们信奉“大母神”缔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众神、魔鬼和凡间人种。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中的各个国家仍然延续着他们早先的信仰,这一点我们从发现的散落于各地的处在同一文明水平的普通民族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出现“大母神”的概念而得以确认。一般看来,居住在那些相对隔绝地区的原始人类的观念,因为其生活环境和习惯更少受到干扰和阻断,而更不容易被改变。

在克里特,有三种突出的女神形态——蛇女神、鸽女神和“百兽夫人”,这些形式可能与最初的神,或者说是与一组将母亲和女儿合成后的形象有所差异。正如在埃及和巴比伦一样,在这里也发现有一位女神趋于吸收了所有其他众神的品性特征。母性神可能被假定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区展现女性的不同形态的一种浓缩形式,她是地区性祭以发展的结果之一,着重突出了最初的神的某一具体形式。但是,毫无疑问,母性神的概念应该是为克里特人信仰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位伟大的女神被描绘成穿着一条镶边齐腰长裙,腰际绕着一条扣口腰带(详见第六章)。整个上身裸露,乳房十分丰满。她有时立于一座山顶,身边由两头雄狮守护;有时则会端坐在树丛边。除了那些狮子以外,常伴她左右的动物还包括野山羊、带角的绵羊、公牛、红鹿、蛇以及鸽子;在所有与她密切相关的象征性符号中,包括公牛角、双斧、神柱、新月和权杖。这些器物显然表明她是负责掌管死亡、战争、丰饶以及狩猎的女神。人们将祭祀给她的供奉物摆放在一个被认为是她居住的山洞中。

需要指出的是,当初在这位古代神刚被人们创造出来的时候,基本同其他神一样,并未被赋予如此富有魅力的性格。比如,我们对她的认识就绝不仅仅只限于那具个性十足的希腊雕塑。人们相信她的身份就等同于泰坦女神瑞亚(rhea)——女灶神维斯塔(vesta)、农神得墨忒耳(demeter)、天后赫拉(hera)、冥王哈得斯(hades)、海神波塞冬(poseidon)及大神宙斯(zeus)的母亲。在古希腊雕刻家菲迪亚斯(phidias)的刻刀下,她便被描绘成一位慈祥和蔼、威严高贵、温柔可亲、美貌端庄的母亲。最初的大母神完全是一付万人敬仰、普度众生的形象,苍生百姓对她无不充满着敬畏的感情。一言以蔽之,她就是定夺凡界生灵生死命运的天数,她既能一手遮天、酿造灾难,也能福荫天下、济世苍生。而这一切,都与陪伴她左右的骇人的雄狮、阴冷的巨蟒、温顺的鸽子和灵逸的奔鹿。此外,她还会时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面——骄奢淫逸、放浪形骸,俨然一付风骚荡妇的嘴脸。与巴比伦神话中的女神伊师塔一样——她曾一度是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情人,但随后又投入他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怀抱,大母神在情感方面也表现出像风一样的薄情寡性、轻浮多变。正因如此,她才更加名噪天下,当她绝情绝意之时,盛怒之下爆发出的威力足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当她对苍生的慈悲心肠全部化为乌有,便会出现下面的一幕——

俯视滚滚红尘,

满眼皆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瘟疫肆虐、地动天摇,山呼海啸、烟笼尘嚣,

第44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5)

四面挥戈,烈焰屠城,折戟沉舟,万民合手。

在希腊神话中,各种民族的信仰元素都被融汇到一起,野蛮人的原始习惯经过哲学思辨的升华后彻底改头换面,从而得以将一个文明时代的璀璨文化传承千载。尽管如此,但诗人和艺术家们却从来不会从根本上抹灭它质朴的原始风骨。现在,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不会再把克洛诺斯(cronus,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神,传与瑞亚结合,生下宙斯)的野性与阿尔忒弥斯(artemis,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的愤怒当成一种纯粹的象征主义——他们的每一次怒火都会毁灭一位美丽的少女,很显然,它们只是建立在自然现象基础上的民间神话,而非古人对于“过往所有不幸的、难以企及的事物”(即原始民族在许多祭拜仪式上供奉某位嗜杀成性的神的活动)的一种反映。

对于大部分古代欧洲民族来说,他们在原始膜拜中的神都是不可战胜和永恒不灭的,直到后来随着异教的兴起,才给人们留下一些黑色的记忆。比如,爱尔兰的神克劳姆?克鲁埃奇(crommcruaich)就曾因在其自己的金像前亵渎圣徒,而留下极其不光彩的一页,有诗为证——

《天国的罪恶》

这是多么的悲哀和危险,

他们竟要亲手扼杀自己可怜的儿女,

将子孙后代的鲜血喷溅在克劳姆?克鲁埃奇的四周。

《挤奶与撒盐》

人们拼命跪地祷饶,

只求换得三分之一的苟活,

除了无耻的恫吓,他还剩下些什么。[10]

同时,古代欧洲的母性神在民间传说中还有另一重不光彩的形象——被当成吃小孩的魔鬼。比如在英格兰的传说中,她就是一个生性残暴的魔鬼。在爱尔兰东部的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她就化身为女巫黑安妮丝,被与复活节的“猎兔”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一种关于她的被称作“安娜猫”(catanna)的传说版本。在近代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最早提及她的是十八世纪的下面这篇文章:“那些经常或部分地与她相关的土地都被称作是‘黑安妮丝的园庭小路’。”

但是,绝不能就此论断,黑安妮丝只是到了近代才被引入到这些地方的。看起来,她就如同与她名字相关的其他传统一样,是一件伟大的古物。再缜密的科学方法也不可能准确无误地划定类似的这些保留至今的传统和信仰的形成年代,而且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那些偏僻的荒郊地区,即使是作为文明中心的都市和那些曾经的文化胜地,在经历过许多个世纪的基督教精神的教化后,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些传统和信仰确实已经存在了很久,那么尽管在此后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中饱受诸如教堂、印刷物和学校的影响,但其仍然顽强有如花丛中的杂草,历经沧桑岁月的洗礼与荡涤,超然浩劫以苟生,混隐于野而不灭。或许有人会问,“它们在被世俗诟病为文明社会的垃圾之前是否也有过曾经的繁荣呢?”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在这些岛上,有很多传统和信仰是从最早期的居民那里传承下来的,而他们又是在某个遥远的间冰期时代将这些从欧洲大陆带到这些岛屿的,在石器时代的晚期,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时至今日仍被人们随身佩带的许多护身符、吉祥物的原型也就是在那期间诞生的,比如今天经常被人们挂在表链上的幸运猪,装饰在汽车和飞机机身上的吉祥物等等,这些习惯自古以来就有,只不过当时的装饰对象是用树干掏空的小船而已。

所以,我们丝毫不必诧异为何古代女神能在今天的莱斯特地区仍旧“香火不断”。这座城市的名字本身就带有浓烈的古朴韵味。在被称作里尔(llyr)——不列颠的海神后,[11]它甚至成为莎士比亚由此创作的最为著名的剧作之一—《李尔王》(kinglear)。英国十二世纪蒙默思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