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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第49节:谢里曼的发现(1)

方面的文明程度完全可以和我们今天的社会相提并论。”在评论女性的社会地位时,凯撒曾经谈到,在古代英国的某些地方,(女子的地位)曾经盛极一时。在苏格兰的皮克特人(picts,古代部落,居住在英格兰)中,家族血统是以女方族谱计算,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埃及和一些南欧国家的皇室家庭中。很有可能,在奥里尼雅克时期,许多部落或多或少都受过这种女性至上文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突出体现在巫术与宗教仪式过程中。事实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类学家并不在少数,比如瑞士学者巴霍芬(bachofen)就指出,女性在原始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其影响远比男性要大得多。“无论如何,”他解释说,“性别问题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宗教之谜与此息息相关,母性作为一个重要元素被与某些神结合起来。”[2]从一些民间传说中收集而来的证据表明,正是由女性负责训练年轻猎手和武士们的尚武之力、搏击之术的。当年在爱尔兰英雄库楚林造访奥尔本(alban),完成其军事“学业”之时,他是由一位亚马逊女战士进行最后的测试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说中奥丁神的女儿布琳希尔德(brynhild),就如同德国著名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的女英雄布伦希尔特(brunhild)一样,骁勇善战,无人能敌。

本章中大量证据都是用来着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对待克里特和王朝前的希腊神话中的神时,必须要从可追溯到的人类历史文化积淀的各种神话传说中寻求人类最初的思想模式。在制造神话的过程中,许多影响便应运而生。但此后所发生的每一段历史,都必须与人类在一个新环境下的生活中所获取的经历结合起来。人类文明在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宗教信仰的时代特征。当旧有的原始行为被抛弃,神话自然也要随之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变革,例如,被阿伽门农献给阿耳特弥斯作为祭品的无辜女孩伊菲革涅亚(iphigenia)后来就被一头牡鹿所替代,这皆因与另一段神话的诞生有关,即在阿耳特弥斯在带她升上云霄之后,决定让其成为祭司。在祭祀中,人们供奉祭品的习惯也在不断改变,从最初的同族牺牲到后来的异族牺牲,很可能是随着人们在情感上的爱憎转化而最终完成转变的。

在下一章节中,将向读者展示人类是如何通过对古代神话的研究进而实现对克里特与爱琴文明古遗址的发现的,这使得我们今天重现两千多年前的史前希腊文明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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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马耳他与地中海民族》,r.n.布拉德利,第72页。

[2]《巴勒斯坦文明史》,第9页。

[3]《欧洲民族》,第172页。

[4]《人类学考古》,第31卷,第239页。

[5]旧石器时代早期民族部分见《石器时代的英国北部及爱尔兰》,雷夫?弗雷德里克?史密斯(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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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谢里曼的发现(1)

第四章神话传说中的历史——谢里曼的发现

希腊人与皮发斯基族——民间传说的证据——爱琴文明中的克里特起源:修西得底斯——关于太阳的神话学说——两位太阳神:阿基里斯与奥德修斯——雅利安人与《伊利亚特》?——特洛伊战争与吠陀神话——谢里曼对传统的信仰——他生命中的故事——童年时挖掘特洛伊的决定——他如何变为商界王子——位于希萨利克的特洛伊(今土耳其境内)——早期的发现——最初的宝藏——土耳其官员们的烦恼——在希腊的挖掘——在提林斯的工作——希腊的巨石城墙——巨人的传说与仙女工匠——希泰族人建筑方法——在迈锡尼的挖掘——狮门——拉姆齐在佛里吉亚(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的发现——富庶的迈锡尼墓葬——“阿伽门农之墓”——一封著名电报——后期挖掘——谢里曼对克里特的探索计划——著名发掘者之死。

从欧洲上一代学者对史前希腊文明的了解情况来看,他们对此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甚至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希腊历史给人类记忆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史诗般的英雄时代。在罗马人描述他们眼中的希腊时,通常会从这些历史讲起——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在希腊周围有许多城邦——如阿提卡、阿卡狄亚、亚该亚等等——在当时,希腊(hellas)这个词条的意义远比今天的概念要宽泛得多,多少年来,它一直是指希腊人所占据的国土,不管他们在哪里定居,以至于像原本位于北非的昔兰尼(cyrene)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miletus)这些千里之外的古城也都成为希腊城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人们也意识到,后人所说的希腊人并非是指最早在希腊生活的居民。在入侵者占据这片国土之前,这里的居民原本是两支截然分开的不同的“野蛮人的部落”,其中包括贝拉斯基族(史前居住在希腊、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的一个民族)及他们的同类考寇涅斯人(caucones)和列列该斯人(leleges)。在众多学者中,瑟尔沃尔(thirlwall)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皮发斯基这个民族同撒克逊人、法兰西人、阿勒曼尼人(属日耳曼部落)一样,是一支非常普通的民族,但皮发斯基族的各个部落本身又各自有所不同。”入侵者进入希腊以后,并没有采取灭绝原有土著居民的做法,而是建立起军事贵族统治。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曾经以此来证明位于伊庇鲁斯(epirus)地区的古镇多多纳(dodona)就是希腊人最初的王权中心,他们在大约公元前1384年左右首先出现在塞萨利(希腊东部一地区)。今天的人们相信,正是这些希腊人的征服者创建了以后希腊文明的根基。

此外,格罗特(grote,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则倾向于接受另一种理论,他认为希腊文明是原本就生活在希腊的土著居民皮发斯基族人建立的本土文化。他说,“贯穿整个希腊历史,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融汇了各种因素的希腊文化,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始于……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或者还要包括之前更早的一些因素,这样一个合成体随着历史的积淀而逐渐凝聚成型,并不断调整改进,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它们的渊源了。事实上,对于古代希腊各地的居民也有着许多推断——诸如贝拉斯基族(pelasgi)、列列该斯人(leleges)、库莱特斯人(kuretes)、考克尼斯人(kaukones)、艾奥尼斯人(aones)、泰米克斯人(temmikes)、海安蒂斯人(hyantes)、泰尔奇尼斯人(telchines)、色雷斯人(thracians)、铁列波阿伊人(telebo?)、埃菲利人(ephyri)、弗莱基阿伊人(phlegy?)等等。但这些都是仅仅属于传说的范畴,而不属于希腊编史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从各式各样相互矛盾的传说中萃取希腊历史的范畴——他们将过往历史中的许多线索联系起来,穿起一段假想的历史,所以有时单从一些个别历史现象看来,很难令人理解。这些假定的名字或许是一些真实的民族,但是我们对此的了解也仅此而已。以人类目前的智慧,还有相当多的不解之谜,比如这些民族存在的年代,他们居民人数的多少,活动的范围及其性格特点;我们同样尚不能知晓的还有,这些被冠以希腊人或对希腊人产生影响的民族距离真正的希腊人到底有多远,尽管我们一直以来都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并非这个国家最初的居民,但却是我们从所有可接受的证据中最先了解的民族。”持审慎态度的历史学家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在今天不同的考古学家以各种方式将皮发斯基族应用到他们的理论中时,关于他们的身份应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有说法称皮发斯基族人是地中海民族中的爱琴人(?geans),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他们是史前入侵希腊民族中较晚期的征服者。格罗特认为,在希腊历史的早期,几乎所有镇区的居民都说着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1]但是,他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野蛮人”与希腊语中的这个词汇含义并不相同,“它与厌恶的情感有关,”尽管这个词的起源确实如此。“希腊人,”他解释说,“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对于从外地后迁入的居民一概而论的贬斥,不管他们的性格是否温顺,也不管他们的文明程度到底如何。”换言之,所有非希腊人,用中国人惯用的说法就是“洋鬼子”。

第50节:谢里曼的发现(2)

因此,相比较格罗特而言,更多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不能单凭宗源来为那些希腊民族的传统作出定论,除非他们坦诚自己是来自于“东方”,宣称自己是与赫楞(hellen,相传为希腊人的祖先)齐名祖先的后裔。在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关于世界历史之谜的版本中,对于这位鼻祖及他的家族的故事有十分详细的讲述。当宙斯决定用洪水摧毁邪恶的青铜民族时,他唯独宽恕了丢卡利翁(deucalion)和他的妻子皮拉(pyrrha),使他得以在一叶方舟的庇护下幸免于难。希腊人有这样一种传说——这对夫妇向宙斯祈祷,在得到神力的帮助后,“投石变人”,重新为这个被毁灭的世界注入了生命。于是,这些被创造的生命遂便被称为“石头民族”。而另外一则传说同样认为丢卡利翁就是真个希腊民族的祖先,继而是他的儿子赫楞又有三子,分别是多洛斯(dorus)和伊俄勒斯(?olus,风神),也就是多利安人(dorians)和伊俄勒斯人(?olians)的祖先,另外一个是苏托斯(xuthus),他的儿子阿卡俄斯(ach?us)和伊翁(ion),则分别是阿卡亚人(ach?ans)与爱奥尼亚人(ionians)的祖先。

在世界的第四赫西奥德时代之后,也就是从早期希腊定居者的沦落到特洛伊城的陷落这段时期被称作英雄时代,或者叫荷马时代,这段时期的文明在伟大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有十分详细的描述。

在对待史前时期的问题上,历史学界一直存在分歧。瑟尔沃尔的观点是倾向于从民间传说中寻找线索,解决古代历史中的问题。但格罗特则明显对此持怀疑态度。“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我的观点,那就是terraincognita(拉丁语:未知的土地)”,对此他这样说道,“在他(瑟尔沃尔)看来,只要站在一个固定的点上,每一块土地都能尽收眼底,但事实是,他所描绘的地图上几乎都是未被确定的地点,所以这与信口空谈毫无二致。”[2]在对待特洛伊战争的态度上,他这样宣称,“尽管从文字表面它无懈可击,被虔敬的人们奉若经典,在希腊学家们对过往的恢宏描述中屡屡提及,但若以现代质问的眼光看来,其本质仍只能算是一则普通的传说,仅此而已。”他对到底是否曾经发生过这场战争的回答是,“其可能性当然不能被否认,但同样也不能肯定它就一定是事实。”[3]那些“事后诸葛”们可能又会对格罗特嗤之以鼻,但我们必须铭记他曾写过的一句话,当人们对古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知之甚少时,那些来自正统作家和圣经上的资料便成为人们评判的惟一准则。但是,他也认为,即使这些神话不具有历史价值,在心理学方面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对此他写道:“在这对待神话的态度上,完全是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而且只有两种,它们是公开的:要么将所有的神话统统忽略,这是现代历史学家处理旧时英国荒诞故事的典型态度;要么千篇一律将它们捧上天;很显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对于每个具体情况,应该区别对待,充分认识和考虑它们的实质内容,而绝不能一概而论,将它们与正常的、业已明了的历史混为一谈。在涉及希腊神话时,尤其要注意尽量避免过分追捧第二种方法,我们应当充分考虑构成人类思想史上重要一章的希腊式思维,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人类惯常性的思维。”[4]但是,他也并不赞同那些将荷马式的图景描绘一概视为编造的故事的态度。事实上,与其他人一样,他也从这些史诗中提取相关的诸如早期希腊人生活习惯和方式等信息,尽管他认为“这并非是出于历史方面的因素”。

人们通常认为,在希腊那些相对规模较小的城邦是受世袭首领们的统治,而他们的统治权威也主要是取决于军事贵族的力量大小。“强取豪夺的海盗行径成为人人效仿的通行准则,”正如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战争是贵族骨子中崇尚的乐趣。”某些研究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的权威历史学家将这种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5],他们认为,希腊文明的起点可能始于克里特的米诺斯王朝时期,当时,米诺斯王的军队肃清了爱琴海上的海盗。另一方面,格罗特并不相信米诺斯神话具有任何历史真实性。他写道,“我们现在所有的猜想都是来自于对史上雅典海上帝国的类推,用传说中的事件来替代它们,并附上米诺斯的名字。”[6]

第51节:谢里曼的发现(3)

我们不必惊讶,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所谓的“不信的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很可能就是神话传说演变的结果。格罗特认为,如果他继续用审慎的态度考察特洛伊和底比斯故事的历史原型,那么他将不得不去解决类似的诸如“克里特的宙斯、得洛斯岛的阿波罗与阿耳特弥斯(位于爱琴海中,据传为阿波罗与阿耳特弥斯的诞生地)以及赫耳墨斯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问题。那么,是否我们应该再仔细推敲一下希腊神话中其他众神的原型呢?比如阿基里斯,尽管他是一位掌控着超自然能力的天神,还有柏勒罗丰(bellerophon)、珀尔修斯(perseus)、忒修斯(theseus)以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宙斯之子),他们是否也应受到客观的分析呢?”

随着新兴科学“比较神话学”的异军突起——最初时,它主要是建立在语言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它开始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众多研究古典历史的学生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在他们的理论中,古典传说只是远古时代宗教神话的历史继承和展现,只是神话中的神与女神被转化为人类的英雄与女英雄而已。有一种主张认为,“在希腊神话中,每种不同的自然现象都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因为一些简单的自然力已经被具体为许多不同的形式。这就是为何有如此之多的神和女神的原因。”尽管其中一些可以被认可,但现在的人们越来越相信,这种观点是有其狭隘性的。可是当这种理论被付诸实践,就会对那些奇异的角色做出非常全面的判断。一位专家写道,“宙斯曾娶过多位妻子。晴朗的天空笼罩着缤纷大地。他到过许多不同的地方……阿基里斯是海洋女神之子;因此太阳通常是从海平面上升起。他的新娘被人捋走,他在帐榻内独自生气;遂太阳离开黎明,乌云遮蔽天日。他将盔甲借给普特洛克勒斯(希腊战士,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杀);再无他人可挥动阿基里斯之矛:没人可与太阳的光芒之力相提并论。”如此云云,至此这则神话可以做出结论:“阿基里斯踏着赫克托(hector,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一勇士)的尸体,但赫克托代表的是黑暗的力量,而阿基里斯自己则是贵族;因此也就有了一轮耀眼的红日压住黑暗的情景。最后,阿基里斯死于一名特洛伊士兵射来的暗箭之下。他浑身上下只有一处软肋,那就是他的足跟,但这支箭恰恰就射中那里。于是太阳再次被黑暗征服、坠落、消失,只留下短暂而绚烂的一抹残阳。”

一位流浪者以及他的冒